能源需要轉型，資金問題是核心之一。實現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所需資金數以萬億美元計，包括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對新能源的補貼等，投資者對達成目標尤為關鍵。就我國來看，新能源產業發展方興未艾，新能源投資仍由政府主導，商業投資在新能源領域仍顧慮重重。

　　12月19日~22日，北京再次被霧霾侵襲。入冬以來，灰暗的天空已經多次向人們發出警告。

　　剛剛結束的巴黎氣候大會通過的全球氣候變化新協定為控制全球氣溫和溫室氣體排放設定了一系列目標，這些目標將促使全球轉向更為清潔的能源。大力推廣清潔能源，不僅能夠落實巴黎協定相關承諾，也是我國解決霧霾困擾的最優途徑。

　　能源需要轉型，資金問題是核心之一。路透社援引多方估算報道，實現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所需資金數以萬億美元計，包括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對新能源的補貼等，投資者對達成目標尤為關鍵。

　　就我國來看，新能源產業發展方興未艾，新能源投資仍由政府主導，商業投資在新能源領域仍顧慮重重。

　　資本市場的“主力身份”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應對氣候變化越來越被視為“經濟發展機遇”，而不是“成本”或“負擔”。但是無論如何，對很多國家來說清潔能源的利用仍需要極大的轉換成本。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解振華在華盛頓參加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表示，中國實現2030年的INDC(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將會在節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發展新能源和調整能源結構等方面投資41萬億元人民幣。

　　“新能源的投資在廣義的氣候變化資金形式中，屬于有良好成本效益的減緩行動投資。”能源基金會(美國)北京辦事處低碳經濟項目負責人李昂告訴記者，“國際上這一部分的投資除了來自企業，也有來自國際機構或者國家主權基金的。”

　　李昂介紹，覆蓋300億歐元資產的1000位投資者，承諾要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衡量資產投資的碳足跡將成為業內的普遍做法。”

　　截至2015年11月，新興市場的綠色債券已經達到了380億美元。智慧風險投資倡議關注全球管理著超過30萬億美元資產的保險行業，這個倡議旨在將全球保險業投資在智慧風險投資(前身為氣候智慧投資)領域的資金翻番。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5年，投資這個領域的資金將會達到840億美元，預計2020年將會進一步增長至4200億美元。

　　“去資—投資”行動于2014年成立，呼吁慈善基金會的投資業務“去化石能源化”，最初由17個涵蓋約20億美元資產的基金會發起。環保組織、政商界人士普遍認為，“從現在開始，精明投資者的資金將不再流向化石能源，而是流向更為清潔的能源以及更為可持續的土地利用。”

　　我國的工商聯新能源商會理事會與會員單位早在2007年就共同發起設立“新能源發展產業投資基金”的倡議，旨在成為新能源企業直接融資渠道。投資基金主要對未上市新能源企業實行股權投資，并提供經營管理服務。

　　高投資、慢回流成高門檻

　　經過簡單梳理巴黎氣候大會內外值得關注的動向，可以發現巴黎氣候協定已釋放出積極的市場信號，與減排相關的節能、可再生能源發展等投資將是一個巨大的增量市場。

　　但是一個項目的投資需求，其焦點常糾結于誰出錢、出多少、錢給誰、怎么給等。不難理解，不管是誰，拿出真金白銀都會慎之又慎。

　　“能源投資前期占用資金量太大，是私營投資商不敢觸碰的領地。”安芙蘭資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總監涂靜告訴記者。安芙蘭曾在2013年投資煤層氣開發，“一口井最節約的投資成本算下來也需要200萬元，而且成本回收需要數年，資源開采量不確定，風險高。”當下火熱的頁巖氣開發，安芙蘭則沒有參與。

　　而財力雄厚的IDG資本，則將新能源劃入未來值得投資的四大領域之一。IDG資本創始合伙人熊曉鴿曾結合自身長期創投經驗表示，能源行業也是創業投資值得關注的領域。“常規能源越來越少，可替代性能源是我們必須去解決的，空氣、水等是大家很關注的事情，這里面有各種各樣的投資機會。”

　　“能源領域在技術方面風險投資可以進入，但如果大規模去做可能并不適合早期投資，因為這需要大量的錢，創業比較難一點，門檻比較高。”熊曉鴿同樣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其實，新能源領域在我國的發展目前還不能僅靠自下而上的投資推動。”李昂認為，在我國，目前階段公共資金應作為主導投資方起引領作用。“傳統的投資方式不適用于新能源投資，新能源需要政府補貼以及政策扶持，讓企業和其他投資商看到利益增長點，他們才會受到鼓勵，加入其中。當然，發展到最后，私人投資一定會做主角，這是任何行業的市場規律決定的。

　　投資的風險和信心

　　“我國新能源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形成產業化和規模化仍需一段時間。”河南農業大學農業部可再生能源重點實驗室研究人員武瑞娟曾表示。她分析新能源產業化的主要障礙包括：在經濟增速放緩、電力產能過剩加速的情況下，新能源發電消納不足日趨嚴重;新能源發電的補貼規模迅速擴大，導致資金拖欠，這在光伏發電領域尤為嚴重;新能源發電成本仍然過高，成本下降幅度將左右未來裝機規模。

　　“雖然風力和太陽能發電的前期投入是傳統煤電的數倍，但維護成本和運營成本的低廉是風能和太陽能的優勢。”李昂認為，只有當新能源價格和傳統能源價格趨平或更低時，新能源的產業化才具有現實意義。“如果把政策看成引導投資的風向標，完善明確的政策支持才是企業投資的信心和良好保證。”

　　除投入成本之外，技術風險也是投資者考慮的因素。武瑞娟曾在一份投資分析報告中指出，多元化是未來技術發展的方向，技術風險滲透于新能源生產原料、工藝、規模以及整個技術的成熟度等各個環節。

　　要降低新能源的成本和技術風險，唯有擴大市場。而我國目前的能源現狀是新能源所占能源比例僅有5%，市場狹小也阻礙了成本降低。銀河證券有文章分析指出，在政府積極鼓勵的政策大背景下，新能源發展中的實際問題若能得到有效解決，將有利于恢復投資者對行業投資價值的信心。同時，嚴峻的市場環境更加有利于行業整合和龍頭企業的勝出。

　　政府行動的同時，商界應該怎樣回應?作為利馬—巴黎行動綱領的重要內容，商業界的行動、呼吁和倡導是什么?綠色創新發展中心(iGDP)分析師總結企業應對氣候變化的各種承諾，將可以采取行動的內容概括如下：制定基于科學的企業減排目標，投資節能和可再生能源，引入企業內部碳價格，加強溫室氣體排放的審計匯報、披露制度，積極參與影響政府氣候變化的政策制定。